《清明上河图》鉴定故事的启示

　　围绕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定，曾发生过许多故事。择其一二，读之听之，颇能给玩收藏和搞鉴定的人以有益的启迪。

　　读清代《识小录》考据，《清明上河图》“画里有四个人掷骰子，其中两颗六点，还有一颗在旋转，掷骰子者大叫：六！汴（开封）人说六用撮口音，画中人却张着嘴叫，应是闽人——此画是闽人伪作！”以“小”见“大”，细节一错，则大错特错。此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当然也就被排斥在真迹之外了。

　　据统计，目前世界各地现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多达30多本。上述那本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否在这30多本之列，笔者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知道的是，这本《清明上河图》既然能够被鉴定，说明此本“清明上河图”其存有一定的艺术价值。要不是因为不经意间的一个细节的露馅，说不定它当年还能继续惑人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上个世纪末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定者、中国古代书画著名鉴定家杨仁恺先生三次来上虞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每次得以作陪。有一次，我当面请教其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的有关情况，他告诉我：当时共有三件，其中另两件中一本是摹本、一本是“仇英版”。当杨仁恺先生赶到东北博物馆时，比他先行到达的清点人员已经将真迹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遴选在外了。而杨仁恺先生恰恰是从选择这一本被排除在外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开始鉴定的，按他的话说，就是“为了不让真迹漏掉”。

　　正是这本不被看好的几近出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随着其在杨仁恺先生面前被渐渐打开，杨仁恺先生的心跳已然加快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“就是它，它就是已经过去了800多年我们要找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。”带着喜出望外的心情，杨仁恺兴奋地向在场的人们宣布了自己的鉴定结果。原来，为了鉴定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，杨仁恺先生可谓备足了功课，事先他看了大量的有关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，特别是对于绘画编年和历史文献的风俗记载等考据的具体了解，可以说，对画中的内容、细节,他早已了然于胸。难怪，当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展现在他面前时，差不多只展开三分之一的画面，那真实的画面场景与资料中提供的事实内容严丝合缝、一拍即合之时，又怎能不让杨仁恺先生像小孩一样欢呼雀跃呢？

　　“那您当时为什么不再看看其他两本《清明上河图》就立马宣布您自己的鉴定结果了呢？”我曾如此冒昧地问过杨仁恺先生，他笑了笑告诉我：“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肯定只有一本，当时因为太兴奋，也就没有顾及到其他两本。当然，事后，我也还是细细地看了。事实也已证明，那两本并非真迹，其中一本为摹本，摹画的痕迹较浓，与真迹相比较画工笔艺不免凝滞呆板；仇英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虽画技一流，其结构也与北宋张择端的画作相近似，但因为其描绘的是明朝中期苏州的繁荣景象，所以在明眼人看来，它们孰真孰假，泾渭分明，相互间不可混淆。”听了杨仁恺先生的介绍，我不禁对他投以敬仰和叹服的目光。我时常想，假若没有他那对于古代书画熟稔而犀利的目光，或许那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至今还依然会被藏于库房一角，观众朋友们至今无缘饱览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的眼福！渡尽劫波成沧海，韧流不惜铸历史，杨仁恺先生以其满腹经纶之才和对古代书画事业的一片挚爱，自成为古代书画鉴定界一代彪炳千秋的功臣。

　　笔者之所以要讲述上面两个小故事，只是想从中导出这样三点启示：一是收藏也好、鉴定也罢，大家必须注重提高自我素养。没有一定的理论业务知识的武装，没有相当的实战经验，肚中空空也，脑袋昏昏然，那是无法涉足收藏、鉴定圈的，即便硬要进入，也终究是难以为继的；二是玩收藏搞鉴定，除了懂本行，还得做杂家，因为每一件藏品都附着着丰富的讯息，我们只有什么都懂一点、会一些，做到视野宽阔、积淀深厚，才能左右逢源、茅塞顿开。像上述“汴人”与“闽人”说“六”的口音变化，如果你不懂，又怎么甄别其画的真假？三是要不断培养和提升自我的“融会贯通、举一反三”的见识能力和职业敏感。也就是说，面对一件藏品，你要在最短时间内，调动起你业已掌握的理论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，并将它们捣鼓、发酵并上升为自己的一种见识性的准确判断。

　　记起曾在杨仁恺先生身边做过多年助手的董宝厚先生说过：“如果说书画鉴定有秘笈，那么一定是少说话，多看书画、多听意见、多动手多思考。只有量的累积，才会有眼力的提高。”笔者深以为然！收藏和鉴定书画是这样，收藏和鉴定其他藏品也是一样的的道理。